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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恭禄（1900—1966，图左）与萧一山（1902—1978）。（资料图/图）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在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陈恭禄与萧一山之间，围绕后者所著《清代通史》下卷，以天津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为主战场，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、异常激烈的“文字战”。对此一役，王家范先生有过概貌描述：

自1932年陈发难，延续至1934年，双方辩文陆续刊载于《大公报》，你来我往，连篇累牍，火药味甚浓。陈所攻对象为下卷讲义，指摘多属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，尤集中于涉外关系。（《萧一山与〈清代通史〉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6年第2期）

按笔仗发生的1932年，陈恭禄32岁，为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，萧一山30岁，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。1933 年，陈恭禄应武汉大学之聘，赴武昌，讲授中国近世史、中国通史及日本史、印度史等专史研究课程，一年后晋升教授，直至1936年夏辞离武大，重返金大任教。1935年2月，他最负盛名的《中国近代史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四个月内重版两次，行销一时，被教育部列为“大学丛书”之一。萧一山在1932—1934年适有海外考察之行，到欧洲搜访太平天国文献。面对来自国内的批评声音，他也辩驳作答，一一回应，甚而在论战过后，将各方辩论文章搜罗整理，辑成《清代通史卷下讲稿辨论集》（北平中华印书局，1934），特作一长序，从自身立场出发回顾了此次“辩论”的缘起始末——

前岁秋，陈恭禄君以一文揭于报端，余闻而色喜，读既竟，始知其所评为余未出版之下卷讲稿，即讲稿中一篇，亦即一篇中之两章也(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役）。余固不以未出版而放弃其讨论之责任，但事实不可不辨，乃竭诚答之，冀史实愈辨而愈明，抛砖或可以引玉也。初不料陈君既乏文义之常识，又无论学之道德，强诬狡赖，捏辞诋毁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去年余以考察之命，寄居英伦，痛心国难，疾首士风，遂不惜浪费笔墨，详函申辩。乃陈君仍不觉悟，反变本而加厉焉。

按萧氏自述，从一开始得见陈文，“闻而色喜”，鉴于“讨论之责任”而“竭诚答之”，到无法忍受对方“强诬狡赖”，痛心疾首，不得不“浪费笔墨，详函申辩”，这中间有过心态的曲折变化。通观辩论过程，这场以“学术批评”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笔墨官司，此来彼往，步步升级，生动呈现了民国学界生态的复杂面向，文字锋芒背后，蕴含当时学人之基础素养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学术资源，公共媒体性质的报纸副刊为“书评”所提供的发表空间也充满了张力。“中国近代史学科”发轫期的学术派分、暗中竞逐，在陈、萧二氏笔战文字中多有透露，借此可窥1930年代学界主流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。

萧一山《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》，《大公报•文学副刊》1932年11月3日。

一、陈恭禄率先发难

1932年10月3日，陈恭禄在《大公报•文学副刊》上发表《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》一文，指出：

《清代通史》上卷初由中华印成，后由商务发行，续印中卷，自清初迄于道光朝之鸦片战争，印行既久，新材料次第发见，有根本修改之必要，现无评论之价值。此次印行下卷第一二册，作者萧君一山仍用前法编著成书，吾人读之颇为失望。盖自上中卷印行以来，据余所知，未见公允之评论。

按萧著《清代通史》上、中卷初版，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分别于1923年12月、1925年12月推出，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，又多次再版。《清代通史》上卷出版时，萧一山还是一个年仅21岁、尚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该卷书名由沈尹默题写，扉页有孙中山题签，卷首载梁启超、朱希祖、蒋百里、李大钊、杨栋林、李泰棻、蒋梦麟及日人今西龙序言八篇，可谓极一时之盛。梁启超称赞他“志毅而力勤，心果而才敏”“非直识力精越，乃其技术，亦罕见也”。朱希祖也寄予厚望：“萧君年富力强，既以通史自任，则俟清史成后，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，即所谓现代史；推而上之，继成上古、中古、近古诸史，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，其功德尤为无量。”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今西龙更难掩激赏之情：“可惊的，是这书比起诸大家费掉多少岁月所著述的都好，可算现时第一的佳著！而著者萧先生乃是一个年纪还不到22岁的青年学者。他既有天赋的聪明，又富于春秋，只须好学不倦，将来造诣，实未可限量，必有成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。”先后问世的《清代通史》两巨册，总字数达120万，为萧一山赢得学界的广泛赞誉，而一经品题，声价十倍，在诸多前辈名家“加持”之下，这颗学术新星以飞快速度升起，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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